1977年10月11日

      一九七七年十月十一日，贵阳师范学院终于举行了一九七四级学生毕业典礼大会。虽然院、系主要负责人和各行政单位及工人的代表都在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告别讲话，毕业生代表也发表了谦虚而又严密的答谢辞，毕业典礼大会仍然显得冷清和单调。省科教办负责人的出席大会也没有使大会生色。

      大会原定上午八时半举行。可是，将近九点钟了，联合教室里仍然是零零落落，空空荡荡的。早已等得不耐烦了的毕业班的学生们，到了即将离校的时刻，倒好像对学校产生了留恋，并不怎么忙于召开毕业典礼大会了。然而从他们安闲、冷漠的神色，却又很难看出他们精神上有什么留连之情。

      九点钟，联合教室的大门口仍然有人不时进出。联合教室里后半段座位空着，到会的学生基本上按系坐成几串，由于各系人数不同，形成了如同工厂里生产产值进度图表一样的会场场面。看样子，即使等到十点钟，人也来不齐的，主席于是宣布了大会的开始。

      《东方红》乐曲声之后，院党委孟书记发表了长篇讲话。他充分肯定和表扬了七四级学生的成绩，希望他们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有鼓掌的声音，但不持久。此后各单位、各部门、在校学生和毕业生代表都讲了话。大家似乎都没有多话可说。发毕业证书后散会。大会时间只有一个多小时。

      散会之后，人们等着照合影相。一回儿工夫，小车就接了摄影师来；可是整队就座却足足花了将近一个小时。

     需要从联合教室里抬椅子到办公大楼前的草坪上，有人抬了几张，但还不够。院党委副书记关海亭轻声地请几个站着闲谈的同学去抬椅子，同学们却只望了他几眼，并不回答，也不行动，便慢慢地溜开了。关书记脸上流露出无可奈何的神情。

      有同学等得不耐烦，慢慢地走了。

      摄影机早已安好，领导们把椅子也安放成弧形，学生会刘老师在催促同学们就位。根本就不可能按系或按高矮次序整队，只好让大家七高八低，或松或紧地靠在一堆。好不容易得了几分钟的安静，摄影师才拍了照。大家一哄而散，剩下椅子在那里躺着；学生会安排了一个系的同学去搬。

      于兴国来了，他来同我道别。我们隔壁而居七八年之久，但只有在贵阳的这两年，时往时来，友情却胜于往日。我们几乎是无话不谈的。他说，要是我能同他在一起生活，常常吹牛，他便什么也不想了，什么爱人、家庭都可以不要。可见对我情谊之深。我虽觉得这话言过其实，但也不能不深感他对我的信赖。

      中午毕业生聚餐，我叫于兴国到另一食堂打饭吃，心中甚觉负疚。但为了我，也为了他——我知道叫他同我们一道吃，虽然同桌的都认识，他也是不快意的，拘束的——也没有别的办法。

      体育系的体操房里挤得满满的。人们自由组合，八人一桌。这其中也看出人以群分的味儿，直到分别前夕，派系、团体仍然区分严格。学校准备了丰盛的菜，肉、酒都有；酒略欠些，肉却尽够吃。人们频频举杯，各道别情，尽欢而饮，择爱而食，噪噪嚷嚷，哄成一堂；领导者们还到各桌游饮，一时间你推我劝，拉拉扯扯，乱成一片。这一餐饭吃了将近一个小时，各人都面红筋胀，油嘴滑舌，有的则昏头昏脑，满口胡言。

      我因感冒，则适可而止，无有过分之举。

      于兴国独自一人，索然无味，连中饭也未吃。虽然下午要忙于办离校手续，但我仍然陪了他上街去。此时已是一点过钟，灰白色的天空透出一片耀眼的白光，却没有夏日的燥热。

      我们顺着环城东路的林荫大道往老东门走，似乎也没有多话可说。“我此时就到省军区等车回厂去。以后，我不会常到贵阳来了，因为你走了！”他不无感伤地说。虽然就要离别，但他觉得无味，宁愿早一些走开。我不能说什么，给他买了两碗牛肉粉，他勉强吃了。我没有好的饮食招待他，而我每次去他那里，他都是盛情相待的。

      我们来到贵阳市中心的大十字，我们分手了。我看着他钻进公共汽车，看着公共汽车穿过大街，穿过人群，渐渐远去。他却看不见我，公共汽车里太拥挤了。我的眼前留下了往日的闹市。

      已经是下午三点钟了，我返身向学校快步走去。我同熊显琼约定，下午一道去办离校手续，办完后一道到水电八局贵阳办事处住宿，第二天一道去乌江。

     我匆匆赶回学校，先到系上领清单，系上的差不多都已办完了，然后顺着总务科、图书馆、科教处、保管室、财务科、膳食科、学生科跑了一圈。办好离校手续，已是下午五点过钟了。又连忙回到寝室，清理东西，准备行装。又到女生寝室跑了一趟，熊显琼早已不辞而别，踪影全无了。

      同学们都在整理行装，准备启程。大家都没有什么离情别绪，就好像放假回家，开学还要再会一样。有谁想到，这一别，对有的人来说，说不定就是永别啊！但其实就是永别，似乎也没有什么值得留念的，学生之间，相处三年，也不过如此而已。

      晚饭，学校吃的包谷饭，且又人多。这最后的一顿饭食，我们也不吃。

      天将黑的时候，我离别了给我苦闷多于快乐的母校。为了友情，刘铭颛送我到八局办事处来。喝过一杯水之后，他告辞回学校去，我又送他到服务大楼公共汽车站上。

      刘铭颛走了，我独自一人在贵阳街上，在这空旷的朝阳路上徜徉。看着这灯光闪烁，大楼成排的贵阳市，我没有丝毫的留恋，更没有离别的悲哀，我只觉得身上一阵阵的凉意。我将不会回到余庆去，因此我也没有苦闷，我只觉得前程的迷惘和空虚。

      我独步到火车站去。车站，我近年来常常出入的地方，依旧是往日的情景。此时，到发和经过的列车都已离去或停放着，车站上呈现出繁忙之间的安静。

      我在商店里碰见了石玉雄，他独自一人，肩上挂了个网袋，里面套着盆子和杂物。他准备赶火车回家——三都——去。火车是凌晨4点过钟的。他准备住旅社，但旅社已住满，只好无聊地在街头和车站上胡逛。我问他为什么不同杨应奎他们一道——他们都是黔南的，他说懒得和他们扯在一起。

      三年来，石玉雄倒有一半的时间在家里或医院里养病，差不多没有学到什么东西，自己基础也不怎么好，到毕业考试时，居然也捞了个“良好”的成绩。他于是在鉴定上写上，虽然由于身体不好，耽误了不少时间，但是，由于自己的主观努力，还是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并且，对于党史考试没有及格的侯显华，他也有话可说。

      平时，他的性情较为孤僻；此时，他又独自一人在这寒夜里飘荡。我心里产生一种不知是怜悯还是惜别的滋味，然而我却不能也不愿帮助他，我撒谎说我是来送人的，马上就将回学校去。他并不细问，他不是一个细心人。我们互相道别，邀请到自己的地方来玩。

      我回到八局办事处来，看电视《老兵新传》的后半部。看完电视，听传说火车时刻有改动，我和熊显琼又到火车站上看了一回，并没有什么变动。

      10月12日

      清晨，我和熊显琼洗漱完毕，便出发到火车站去。此时，天色微明，依旧是省城常见的阴不阴、晴不晴的天气，空中灰白色一片，有厚厚的云层，却并不乌黑，有明亮的晨光，却并不晴朗，模棱两可，迷蒙不清。

      进站的时候，陈道祥独自一人来了，他也是一个孤僻而古怪的农村青年，寡言少语，不大合群。在车上，又遇到了刘纯昌和龚晓光。我和他们并没有多话可说，但在离别之际，也只得凑合，东拉西扯地闲聊。时间消逝在滚滚车轮之中。将近十一点钟的时候，列车到达乌江站。我们随便道了别。我和熊显琼下了车，待到列车再次开动，我们才从窗口看着同学的笑脸，提起行李，沿铁道转身走去。

      离乌江站向南顺铁道走一里多路，便到了乌江铁路大桥的北桥头。桥头有军人站岗，看样子不能随便过桥。离开铁路桥头，我们顺着右边山脚下的一条公路向公路大桥走去。右边山上，有两层公路。左边，公路下面，是浑浊的江水，汹涌地流着。这里是施工地区，来往行驶着各种车辆，路面没有铺泥青或水泥，过往的车辆又多，卷起滚滚灰尘，烟雾腾腾。我们冒着尘烟，穿过公路大桥，绕到了乌江镇上。

      乌江镇上不规则排列着的瓦盖木做的低矮的房屋，与四周水电八局的水泥砖房形成鲜明的对照。街上乱七八糟，满是稻草，果皮和乱石，路边摆着农民的菜摊和瓜果摊。工厂和农村相交，工人和农民相杂，使乌江镇显得紊乱而复杂。

      正是中午时分，机关下班。无处投奔，在这灰尘密布、狭窄纷繁的小街上，我没有感到新鲜和好奇，倒产生了一些厌倦和惆怅。幸而熊显琼熟悉这里，她领着我，穿过大街，走到了她认识的一个工人那里，我们才坐下来，喝了点水。人生地不熟，也没有更多的话说，寒暄几句之后便沉默着。坐到一点半钟，我们才又往街上去，逛商店、影院、饭店；吃点零食之后，休息一阵，大约两点过钟，我们便到局机关去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