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国铣先生是我在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时上我们写作课的老师。

      我们的写作课好像没有什么教材，汤先生上课讲了些什么，也不记得了，仿佛就只是作文评讲。正如汪曾祺《我的老师沈从文是怎样讲课的》所说：“如果要讲，那‘讲’要在‘写’之后。就学生的作业，讲他的得失。”

      隐约记得程治南同学的作文《在烈士纪念碑前》，由黔灵公园的“解放贵州革命先烈永垂不朽”纪念碑，联想到波罗的海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由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写到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汤先生一边朗读，一边评讲，条分缕析，大为赞赏。

      汪曾祺评介沈从文的写作教学说：“沈先生教写作，写的比说的多，他常常在学生的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会比原作还长。这些读后感有时评析本文得失，也有时从这篇习作说开去，谈及有关创作的问题，见解精到，文笔讲究。”

      汤先生教写作，也正是这样的。

      我交给汤先生的第一篇作文是我的“高考”作文。因为“反潮流英雄”张铁生1973年高考时写了“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第二年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的时候，我们的入学考试，就只是参加一次考生座谈会和在场外自由命题写一篇作文。座谈会的第二天，我冥思苦想，绞尽脑汁，完成了一篇题为“转变”的作文。据说因为这篇作文，我的入学自愿贵州大学数学系，被改成了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因为想知道这篇作文到底怎么样，在第一学期的写作课上，我把它当作第一次作文，交给了汤先生。

      汤先生对这篇作文做了非常细致的批改，不但在文末写了长长的总评，而且在边框写了很多的眉批（我原以为这边框只是用来改正错别字的），不但指出了作文的得失，而且说明了得失的理由。汤先生指出的“失”的地方，固然是我未曾想到的，汤先生指出的“得”的地方，也是我没有意识到的。

      汤先生的批改，大大增强了我后来作文的理性，无论在文章的主题结构方面还是语言运用方面。汤先生的批改，更让我知道了应该如何批改作文。后来，我把这种批改方法运用到中学作文教学中，深受学生的欢迎，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第二学期一开学，1975年3月14日，作为省委农村工作队队员，我们被派到镇宁县大山公社去搞社教运动，并结合运动进行“开门办学”。作为带队人员和写作课老师，汤先生也和我们一道下去，“结合当前任务搞好写作课的教学”。

      3月18日，不知从什么地方找来一块小黑板，斜靠在大石头上，大家散坐在石滩上，汤先生给我们上了一堂露天写作课，并布置了两篇作文的写作任务。

      4月24日，汤先生和梁队长以及连山工作组的蔡老师和屠黔霞、杨赛丽、李全贞、刘纯昌等同学来到我们所在的簸箩大队，观看黄福林同学组织的斗争杨国凡、批判杨荣超的群众大会。当晚，汤先生住在簸箩寨。

      《社教日记》：“我和汤老师吹到深夜一点过钟才回来睡觉。我们天南海北的乱吹。先是谈小说的主题的分析，又谈到日常的生活规律。汤老师说他看相声，说是相互谈话，问话的人要大声，回答的人要小声，否则非吵架不可；因为被问者的注意力不集中，故问者应大声说，而回答时，因为问者是集中了注意力的，故可以轻声回答。后来又谈到旅行游玩，乘车乘船乘飞机的乐趣，最后不知怎么谈到了可怕的迷信故事，弄得有的人心虚起来。”

      “对我写的杂记，汤老师说：最好能够将所记的东西赋予他的思想性，也就是把自己的态度谈出来，并且每写一篇，最好能给他一个确定的中心思想。”

      直到6月中旬，社教将要结束的时候，我才完成了两篇作文的写作任务。

      回校以后，汤先生对我的作文做了仔细的批改，还把其中一篇刻写油印出来，作为范文在班上讲评，给我以极大的鼓励。

      汪曾祺评介沈从文先生在学生作文后面所写的评语说：“一个作家应该不论写什么都写得讲究。这些读后感也都没有保存下来，否则是会比《废邮存底》还有看头的。可惜！”幸而汤先生批改的我的几篇作文，我至今还保存着。

      1975年底，全国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有一天，学校组织学员上街游行，从学校经中华路到春雷广场，一路高呼“打到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有市民在路旁讥讽我们说：“什么工农兵大学生，不好好读书，跑到街上来瞎胡闹！”晚上，我和杨春莹同学到汤先生家里去吹牛。说到白天游行的事，说到右倾翻案风，汤先生说：“邓小平好不容易才出来主持工作，怎么可能翻案！”我们吹到深夜两点过钟才回寝室。

      1988年到1991年，我参加中文本科函授学习，每到寒暑假，都要到贵州师范大学中文系去面授，于是又见到了一些熟悉的老师。然而三年之中，汤先生没有担任我们的教学，只是在毕业论文指导教师和全体学员的见面会上，在宽大的阶梯教室里，我远远地看见了汤先生。但我没有选择汤先生做我的毕业论文指导教师，下课以后也没有前去和他会面。我因此总觉得有些对不起汤先生。

      函授学习结束以后，我终于给汤先生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向他报告我毕业以后的工作和学习情况，并为自己读函授期间没有去拜访他表示歉意。很快，1991年9月23日，汤先生给我回了一封信，对我的无礼给予了深切的理解。

      汤先生在信中说：“来信讲得很好，其中有两点尤其值得称道：一是读函授期间对同学老师的拜访问题，的确如信上所谈的情况那样，对这类非原则、非大不了的事，完全应该照自己的兴趣去办，觉得怎么处理痛快就怎么处理，完全不必勉强自己。否则，在这类算不了什么事儿的问题上都计较过多，人生就太苦了。第二是视读书治学为消遣、好玩，和打牌跳舞等一样，这观点我也很赞成。我一向认为，人生贵在得趣，贵在活得愉快，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哪怕贵为一国之君，富与陶朱相等，或是名震古今的大学者，一天痛苦烦恼，也毫无意思了。真正的治学，也如鲁迅所说，就是为了得点乐趣。它跟烟鬼之抽烟、酒鬼之喝酒、赌棍之赌博、淫棍之狎邪，一码子事儿，都是为了打发时光，避免无聊的袭击，找点生活的内容，获得人生的乐趣，的确只是‘选择的娱乐方式不同罢了’。”

      汤先生还说：“你看，过去我们很谈得来，现在我们仍然如此。”

      

      10月12日，我又给汤先生写了一封信。10月27日，汤先生也给我回了一封信，并寄来一本《中国当代写作理论家》，其中就有汤先生。

      汤先生在信中又说：“咱们是很谈得来的人，可惜很难有机会在一起畅谈——这次校庆你该回来，很是热闹，咱们也可以摆谈摆谈。人生难得相聚，更难得开怀一谈啊！”

      汤先生接着写道：“我在札记本上写过这么两句话，这里抄赠给你：业余时间，读读自己喜欢读的书（这是品味精神佳肴），写写自己喜欢写的文章（犹如与故人畅谈心里话），这不就是人生的乐事，人生的幸福么？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我以为没有比这更惬意的事了。”在信的末尾，汤先生就所赠《中国当代写作理论家》说：“这书中反映的我的88年前的情况，只说明我曾经在哪些方面享受过乐趣而已。”

      此后我没有再给汤先生写信，也没有再见到汤先生。

      2000年5月，我们班在贵州师范大学学术交流中心举行同学会，主办者只邀请了我们的第二任班主任闫慧芝老师，而没有邀请我们的任课老师。问问刘铭颛同学，知道汤先生搬了新家，但我竟然也没有去拜访他。